宗甩的BLOG

你耐着性子看完一场电影，被弱智和做作的剧情折磨得愤懑不已，只要有一个说话的空当，你就会脱口而出：“什么烂片儿。”你甚至评都懒得评，真希望有一种工具，可以伸进头颅把这段观影记忆刮掉，再钻进时光机器，补回刚刚虚度的两个小时。但是你不可否认，你心中被打了一个结，除了时间以外没什么好办法能将它解开。那么，你刚刚看的电影也许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这部电影能给人留下一种相当纠结的观感。你看画面里面蹦来蹦去的小男女，对他们浅显的表演和一眼即穿的剧情不断嗤之以鼻，那些故作忧伤的小把戏，在你眼里完全不值一提。你心里明镜儿似的，这出由通俗小说家和偶像剧班底制作出来的小电影，就是为了击中那些渴望被感动的劳碌大众。他们或者已经被淹没在地铁N号线的人潮中，或者刚刚卷铺盖回家待业，或者为了考一个“一本”天天跟几十斤重的书包死磕。他们面对渺茫的前路和身旁的竞争，活得太累，不自由，于是他们扯着脖子探出这片庸俗之海，喊道：“要有光！”于是，九把刀给了他们光。这束光轻飘飘地远远地照下来，朦胧而美丽，在人们灰蒙蒙的心灵上擦了一把，露出了一片血色。人们猛然发现，原来自己的血还在淌，心还在跳，于是他们大口呼吸，咬紧嘴唇，泣不成声。这就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如果你的生活状态与上述大众类似，那么你很难不被这部电影感动。像我，自认鉴赏力在平均水平之上，理智可以完全将大部分的作品洞悉透彻。而在趣味上，偶像剧中存在的每一个元素都让我反感。男主角用眼角瞥视，女生瞪大眼睛傻笑，两个人一人一拳互殴，还有告白、逛街、牵手……既然我相信陌生感在审美中必不可少，那么这种前篇一律的设置就又被打入冷宫的道理。恰巧，《那些年》，这个台湾有一个票房指标，完全具备了那些格式化的细节和桥段，我的理性告诉我，这无疑是个烂片。不过，我的情感却不是这么说的。

我在看的时候虽然经常说“切！”，不过也笑过，也惬意过。最让我尴尬的是，看完之后，我的头脑有一段时间放空，心想今后的日子似乎没什么必要过下去，因为我最好的年岁已经过去了。《那些年》用这么拙劣的方法就能感动人们，凭借的就是人人都有过的青春，这就像炒菜，无论你的厨艺如何，你只要放了辣椒进去，菜就会是辣的。你尝了一口，立马被辣出了眼泪，但还是可以批评厨子太烂。所以，我说《那些年》是部浅薄的烂片，谁也不能说服我；但我同时会承认，我对它有感觉。有一种烂片能让人的感性和理性分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就是这样的烂片。

终于降温了，暧昧不清的湿气从床单上一扫而空，身体干燥，晃一晃几乎掉出粉来。短袖基本在街上消失，许多人还穿上了风衣，用手攥紧领口，一副深冬的做派。于是我的心情又放荡了，坐不住了，我要出去吹冷风。

这是在广州，冷得其实很半调子，但多少有个感觉。在家里暖，暖得头都发胀，灯光僵硬得很，家具摆设都是静止的，毫无变幻，眼睛会感觉到沉闷。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出去浸到冷空气里。我要出去，有人问这是不是为了让头脑保持清醒，也有人说我不是一般人，其实不是。我挨冻没有后续的目的，很朴素的，挨冻就是为了挨冻。问题是冻里面有什么。

身体不同的部位对冻的反应是不同的。手背和脸受冻，是被砂纸刮到的感觉；耳朵受冻，是变轻消失的感觉；脚趾受冻，是凝固的感觉；而呼吸到冷气，则是穿透的感觉。比起广州，北方的冬天能让这些感觉都充分表现出来。

我曾经到过冬天的哈尔滨，那里的街道是黑色的，大部分房屋都不超过10层，街道宽阔，树木稀疏整齐，天空常见白色的烟雾。许多人用“刺骨”来形容北方冬天的冷，但如果身处冬天的哈尔滨，深呼吸一下，就知道“刺骨”这个形容是多么单薄和肤浅。你呼吸，会产生一种纯净的错觉，因为空气中除了冷以外，没有任何味道。这或许是因为低温使味道扩散变慢，也可能是嗅觉被冻僵了。空气沿着鼻腔进入胸堂，沿途的神经都会被惊醒，随之僵直，整个人会被冷气掏空一遍。于是你拉紧帽子，将戴手套的手缩进袖子，再插进口袋。瑟缩的人不断收缩，越来越小，而世界却被净空，越发宽阔。此时你胆敢远望，或抬头，就会感受到自由，冷从外进入身体，精神的冷酷与孤独则得到了呼应，你可以遐想，可以释放。这是燥热不能给你的礼物。

在广州，我无法感受到那种干净的冷，基本上想象多过体验，但聊胜于无。所以我出去了。

虽然只是个实习，时间也很短，没人会把你当真。但我还是用了“离职”这个词，因为我拿它当一份工作来做，感受到一些上班的节奏，和身不由己的妥协。不过今晚要谈的不是工作报告，那种东西只应该存在于我的硬盘里，和主编、编辑的邮箱里。我要说的是，离职后第一天，我基本恢复了7月之前那种猪一样的生活。

早晨起来先打开电脑，去厕所，煮方便面，下午2点躺在床上看书，自然睡着，5点起来，买晚餐。就是这样。家里没人，我一个人恍恍惚惚。我还记得这周二晚上写辞职信的情景，我用一下午的时间想好了信的内容、结构和修辞，客套的开门见山，简述原因，总结，我自己读了都觉得难以拒绝。当然也没什么好拒绝的。当时我的心都不在办公室了，一心想着回头修炼自己，进入知识界，这都拜一本桑塔格的传记所赐。只是写好后，我犹豫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信发出去。我就是这么贱的人，一失去就忙不迭怀旧，好像自己有多深情。星期四我去找主编谈话的时候，她很客气，希望我学到了东西，也邀请我日后有空还能来帮忙，然后眯眼对我笑。那感觉坏透了，离开总是这么伤感情。在公司的最后一天我和东东去了时代美术馆，群访策展人，然后旁听了一个专访，就我和她两个无关人员站在摄影机后面，差不多两个小时，像听了一场讲座。回来的地铁上，她跟我聊一些媒体的事，比每次开例会有营养的多。回到公司收拾东西，zoey才知道我要走，寒暄了一阵。妈的，到了楼下大堂，看见巨大的X形支柱，打卡进地铁，我心里想的都是：在这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我的最后一次了。我再也不用绷着了，当然也没有文化新闻给我写了。

于是在周六，这个我四个月以来都最喜欢的日子，我完全打不起精神，战地3玩得头昏脑胀，晚上还看了《炮友》这么没营养的片子，跟我辞职前的想法很不一样。我可能该买点书了。

提早半小时下班，遇上晚高峰，缩在地铁的人缝里，把我挤得都没了理想。好在最终还是到了新港西路的学而优，在那，小河正等着我。

这是我第一次见小河的真人，一头白发盖着两只凸眼镜，干瘦，一下子跟我头脑中的印象没对上，我甚至以为是另一位名叫“小河”的民谣歌手。直到他哼出声来，我才再次认出他来。

演唱会的前几首，是正经而完整的情歌，小河闭着眼睛，相当认真与虔诚。他觉得这种情话其实是羞于见人的，这种心态在歌手中并不常见。我们听情歌已经习以为常，从来没有意识到，唱情歌的人其实是把自己的私密心理喊给一群毫不相识的人听。小河意识到了，他会觉得不好意思，不过他仍是一个歌手，他用自己歌手的身份说服了自己。

气氛渐浓，歌却越来越零散了，这是即兴，小河的招牌。在这个阶段中，观众的期待屡屡被打破，小河会突然停止，间或呓语，唠家常，时而表演左手弹弦右手喝水，基本上是用音乐来插科打诨。在唱《寻人启事》的时候，他让观众逐一报出自己的名字，他在陆陆续续的“张王李赵”声音中，慢慢唱出“某某某于某年出生于某地，在某地失踪，时间是某某某”，这个句式重复着重复着，就显示出一种深沉的哀伤，而某一个时间地点，还刺痛了我，相信也刺痛了在场的所有人。

当然，这种刺痛只是小河音乐的一小部分。对艺术工作者来说，没有那些历史事件，或政治议题，或哲学问题，能比自己的生活体验更加重要。所以无论是老年人的凄凉晚景，还是女童被车碾压，还是大学军训，都是小河对自己所见所感的记录和抒发。

小河今晚大概折腾了90分钟，在演唱之外，他也顺道推出了自己的画册。画册中是他画的一些树叶，和一个播放装置，里面有一些mv和MP3，可以直接插上耳机收听，一套要价480，直逼左小祖咒。小河为此还向大家道歉，因为成本已经要300多了，实在降不下来。而之所以要做成这样，是因为现在的听众拥有成千上万的歌曲，但许多都退放在MP3中的某个角落，难得听上一次。而小河的这本“音乐书”无法放进播放器中，它会一直摆在那里，直到它被主人再次看到。这时候，主人会想到这本书里还有几首歌，于是他翻开书页，插上耳机，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被浪费掉一个下午。

站起来碰到椅子是“哐”的一声，拖鞋摩擦地板是“嚓嚓”声，开灯是“咔”一声，玻璃杯放在石头台面上是“叮当”声，提起水壶是“吱扭”声，喝水入喉是“咕嘟咕嘟”声，心跳是“砰砰”声，喘气是”呼呼“声。

日子太噪，只有冷清下来，我才听得到这些声音。

也许是上一篇稿写得还行，编辑让我尝试写一篇书评。不知是福是祸。嗯，也很好回答，若我行，那就是福，不行，就不妙。那我行还是不行？对一个还没做出什么成绩的人来说，这真不好回答。原来所谓进步真的只不过就是上了个台阶，当初摆在高处，一步迈上去，也没觉得怎么样，反而知道了自己前面的空白更多。人能不能不这么焦虑？

本届三年展未开幕时，迟迟不公布参展艺术家名单。临近展期公布后，冯峰小组名列首位，而正是这个首位，甫一开展，就成了争论焦点。争论集中与他的两件作品：《光芒万丈》和《金狗屎》。

《光芒万丈》是由红砖砌成的党徽雕塑，长宽各10米，高2-4米，雕塑中空，上不封顶，内置射灯，夜晚射出红光后能显出党徽的全貌。据罗馆长阐释，此作品意在思考“共产党执政以来，怎样建构一种主题思想、主题文化和主题体制等等问题”。由此招来不少批评声音。讽刺的是，这件作品因为题材敏感，体量庞大，被城管要求拆除，官方与之多次交涉才得以保留。

《金狗屎》则更具戏剧性。该作品采用特制的狗屎形香，在展馆地上平铺出爱马仕的图样，并在墙上用霓虹灯制作了汉语拼音字样：“AIMASHISHIGOUSHI GOUSHISHIXIANG XIANGSHIGOUSHI GOUSHISHIAIMASHI”,收到地面图样引导，观众很容易独处拼音的意思。爱马仕通过赞助三年展，获得了参加展览的机会，将知名项目“HBOX”搬进了展馆。也因此，爱马仕无法容忍《金狗屎》这样的作品与自己通常展出。据冯峰自述，《金狗屎》意在探讨艺术家、赞助商和美术馆的共存关系，试探赞助商对艺术创作的容忍度。显然，爱马仕并没有大度到冯峰期望的程度。于是开展前几小时，狗屎香拼成的爱马仕标识被扫成一堆，霓虹灯拼音也加了修改，成了“一堆狗屎”。而爱马仕仍不满意，目前已经发了律师函，要求修改作品，而冯峰终于愤怒，声言推出展览。

《光芒万丈》态度正面，风波已平。而《金狗屎》引起的事件则不断发酵，它所引起的赞助商与艺术家的关系的确值得探讨。有人评论《金狗屎》，认为冯峰参加三年展，又在三年展上骂赞助商，其实是在两面讨好。但是，这种心态或行为显然不应该出现在一个严肃艺术家的身上。冯峰自己如何想法，无法证实，但姑且不要将人设定得如此下作。若真检讨一下，事件至此，实在是创作策略所导致的。

按冯峰所说，《金狗屎》在创作之初即遇到阻力，官方与赞助商多次协商，最后仍然成了如今的状况。赞助商与艺术家的关系自历史延续到现在，在艺术还是一门手艺的年代，显少见到艺术家直接侮辱赞助人的事例，相反两者是相互需要，彼此受益的。而艺术进入现代后，有了前卫的自觉，尤其到目前，拒绝消费、拜金的态度被视为一个艺术家的品德。虽然赞助人仍在支持艺术家，可艺术家常常会像一个叛逆的孩子，用各种手段表现出对“包养”的不满，或至少是反思。而冯峰的《金狗屎》显然过了界。试想，艺术家受邀参加沙龙，能否在沙龙上痛骂女主人？或者，沙龙上的另一位宾客带来好酒，艺术家对他当众羞辱，是否可能？从人情上考虑，这当然是说不过去的。艺术家思维或许不受外界约束，但作品终究会收到反馈。《金狗屎》就收到了爱马仕的强烈反弹。

问题是，反思消费主义，这是当代艺术中很大的一个潮流，别人也做得，为何冯峰做不得？这不能不怪冯峰的简单粗暴。“狗屎是爱马仕”，爱马仕赞助了展览，我骂它是狗屎，于是作出一堆狗屎摆成它的样子，再在墙壁上直接写上咒骂的语言，完全是一种直线的思维，相当于白纸黑字写一封信。更糟的是，写字的笔墨也不见得有多金贵，霓虹光管，狗屎形的香，山寨手袋，无法见出任何工艺或巧思。唯一有意味的材料——香，它的肌理和意味在作品中也丝毫得不到体现，这些狗屎状的物品无论是用香，用水泥，用塑料，都无关痛痒。

反思商业、消费，完全可以对事不对人，而探讨赞助商与艺术家，也是如此。像冯峰所希望的，探讨赞助商与艺术家如何共存，并非无法公开讨论，只是这种讨论需要艺术家的智慧和才华。探讨一个问题，不做人身攻击，这是讨论的一个比较基本的原则。冯峰打破这个原则，而且用了一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方式，无怪赞助商和媒体都不买他的帐了。

小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如今可以拿可乐当水喝，想吃多少糖都可以。

上高中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现在可以每天随意开电脑上网。

上大学做校报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居然进了周末画报实习。

我的想象力真是够差的。

教师节天气不佳，但我们还是如约出门，6个人走成一个稀疏的队形，冒着太阳去了小洲村。本是为了喝下午茶，却吃了闭门羹。于是随便上了旁边的楼梯，那里有一间bar。

这间名叫“che club”的bar一个星期前才开张，我们进去的时候只有女主人坐在吧台内。空间内大概有100平米左右，四壁只是裸露的红砖，上面错落挂着画框，内容都是文艺人眼中的时髦货色，比如贝克特、达利、切·格瓦拉、莫里森、沃霍尔和他的汤罐。场地中间摆满木质桌椅，吧台对面则是三面沙发围着一面书架。书都是老板的私货，与画框内容并无二致。我们坐进沙发，要了喝的，随便翻书，有一搭没一搭聊天。高纪中拿起靠在墙边的吉他，只谈自己喜欢的片段，就像一阵一阵的哮喘。我们在这种气氛下待地蛮舒服。点东西的时候，女主人说这里还没被杂志采过，于是我考虑可不可以做一个cityspy。这里的风格很强烈，态度直接，只是不知挑剔的编辑会不会嫌弃装修太简陋。女主人是老板的女朋友，她说老板等一会儿变回来，我们可以面谈。果然，晚餐时间，老板回来了。

我们去吃了饭，7点多回到che，高纪中和另一个人已经在弹吉他。除了我们几个，老板正和他的几个朋友谈天。据说今晚会有一个年过古稀的诗人到场。等待诗人的当口，我和老板聊了一会儿。他姓罗，做过广告，后进了南都，但试用期未过便辞职了。他告诉我，他的目标是《生活》，曾给令狐磊写过信，但并无收效。他去西藏待过一段时间，看透了一些事情，也就不执著于工作，而开了这个空间，希望谋生之余可以遇到一些同路人。他又大致问了我的情况，之后我们便开始交换情报和意见。比如黑铁关门，广州三年展，低级的红专厂和罗馆长，港台作家等等。

时而，不远处的吉他传出一首熟悉的歌，大家便沉默，等待着最后一个音符结束，爆发一阵欢呼。嘉斌夹着烟在桌椅间闲逛，两个同路的女生对坐着和立伟聊天，高纪中则成了配角，帮他乐队的主唱和音。外面刚刚下过大雨，湿气升腾，我们等着，却并不真的在意，因为此刻场景便是目的。我们各司其职，演心中的剧，甚至拿它当真。当时我真想做纯粹的学生，宁可抛弃一些机会，然后去听歌，看书，争论，抽烟。

刺猬与狐狸的比喻已经很有知名度。古希腊诗人阿基洛科斯有断章存世，其中讲到：“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并没有标准的释义，而以赛亚·伯林在论托尔斯泰的《刺猬与狐狸》一文中以之比喻知识分子，刺猬型思想家塑造自己的系统，将万物纳入体系，而狐狸型思想家不造系统，涉猎各处资源为我所用，提出的观点时而自我矛盾。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不仅在于它对托尔斯泰的论断（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更在于其中关于学者类型的解说，很有概括性。

按伯林的区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是刺猬，而钱钟书一类自然是狐狸了。李欧梵有随笔集《狐狸洞话语》，即典出伯林，自比狐狸，有明显的自嘲成分。他曾表示，知道自己的水平，不至于太差（他显然一点都不差），也成不了顶尖学者。什么是顶尖学者？在他的心里，康德之类的“刺猬”，思想史上的英雄人物才是顶尖。而李欧梵自认无法企及，遂自认狐狸，倒是诚恳的说法。钱钟书则是一个狐狸的辩护者，或许他并不在意“刺猬”“狐狸”之说，但他在《读<拉奥孔>》中说：“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这可以看成“狐狸”合理性的一个注脚。

刺猬与狐狸是两种路径，但人们免不了对二者掺入价值判断。譬如伯林，很明显得认为刺猬优于狐狸，李欧梵身为狐狸亦属此类。而一些李欧梵的崇拜者却误解了他，认为狐狸优于刺猬。而我的同学的一篇作业提出系统论失效的观点，他也不主张刺猬的方式。其实，刺猬与狐狸的角力又哪会止于粉丝和学生的意气用事呢？两千年本质论美学向语言论、文化论美学的转变，实质上刺猬与狐狸在整个思想史上的宏观较量。有趣的是，反本质摆出姿态后，却企图由另一路径接近本质。抛弃了形而上的理念之后，他们却对语言敬若神明。多元价值的倡导者在风波过后也会因为意义缺失而焦虑。于是，20世纪看似狐狸的世界，但刺猬并未缺席。

刺猬与狐狸，选择谁？这不是关键。如何相处？这才是问题。或许，刺猬丢掉几根刺，成就了狐狸；而狐狸东奔西走，只是为了寻找一只刺猬。

林楚方发了一个招聘微博让我不安分了。里面说他们正在筹备一本综合类刊物，中国新闻周刊旗下的，政、经、文和市场都缺人。第一时间，我没想到自己身上，只是好奇，这条招聘在媒体圈广泛传颂，后面还有个著名的东家，想必会是一本有点儿质量的杂志。虽然没发现什么关于杂志的实质性信息，比如定位、风格，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他们是憋着一股劲儿的。于是，我问屁屁，这杂志什么来头。她并不了解太多，但她比较了解我，遂动员我投简历。

说起来，她动员我不是一次两次了。每逢我对北京表露仰慕之情，她就顺水推舟地说：“来吧！这儿适合你。”我当然知道那儿适合我，那儿有煎饼果子，自从我离开河北以后再也没吃过，我特想念那一套不要油条薄脆放4个鸡蛋的煎饼果子，当年只要两块。与煎饼果子同样美妙的是，那儿太有文化了，左、右、非主流，都有。屁屁说，活动跑不完，周末净去文化沙龙，她知道我，所以跟我说这些。她还知道我的另一面，我的学业我的性格，还有我走不开的各种理由。不过她不管我那一面，只是鼓励，我猜这是某种“片面的深刻”，她想让我变成《刀锋》中的拉里。

我没法成为拉里，但也不愿意当菲利普，也许我最终不得不成为菲利普，可这不代表我不能反抗绝望。于是我再次审视自己，看看自己能做什么。目前我在《周末画报》的城市版实习，对学生来说，这个机会难得。但是，只有我知道，现在的状况离我的预期有差距。我还没有成功策划过一个选题，因为“sense不对”，总想些报纸上才会出现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在做highlight培养感觉，一种城市版的感觉。我一开始管这个活儿叫“写广告”。它确实是广告，来料是广告宣传，加工得不那么广告，但读者都心里明镜，知道那是广告。我经历了一个星期的纠结期，觉得自己干的东西没价值，辜负了自己说的那句“坚持关注和传播有价值的东西”。不过我现在想法变了。我对周沫说过，现在你很弱，就把能做的事做好，坚持过去就会好的。对我也是这样，一份宣传，你可以写得寡淡无味，也可以写得惊世骇俗，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如果highlight做好了，我终究可以在文化栏目插上一脚。我是这么想的。而学业，我相信自己对学问的虔诚。

花生曾经问我想去哪儿工作，我冲口而出的是“北京”，然后自觉太猖狂，赶快往回找，“广州也挺好的，当然深圳也不错”，说得我自己都尴尬。北京确实好，有我想要的，但就目前情况看，我能做的有限。我能做什么？好好学习，让自己更像读过书的人；好好适应《周末画报》，找机会做自己的选题；9月3号之前，认真写份自荐，发给林楚方看看，混个脸熟。仅此而已。若真顺利，也许将来我会去北京吃煎饼果子，跑文化沙龙。

这些屁话是林楚方的招聘帖勾起来的，也是屁屁勾起来的。谢谢屁屁。

昨天晚上，看了几篇自己大学时期写的日志，感觉难以形容。若我够感性，则会忧伤，但我已然过了那个年龄。于是发了一条微博，“现在看我几年前写的日记，恨不能回去把自己给杀了”。两分钟之内，即见到花生评论，询问原因。这一问令我踟蹰半天，这心情实在难以形容，于是答曰“说不清，我对自己又爱又恨”。这回答很有自恋之嫌，但确是我的心声。后来，我想到了原因。

我已经长大，在一些观点看来，我的身体已经开始衰老，智力增长停滞，记忆空间萎缩，而作为社会人，我一无所成。回头看当初那些文章，满是好奇，满是惆怅，一草一叶，一动一静，都让我浮想联翩。当初我是个无甚才华的忧郁少年，仗着初启蒙的怀疑精神，对世界、人生和自己发问。任何体验都被我质疑，被分析，被赋予我愿意相信的意义。当时我并未了解，这些空想实在无力。

它们确是无力。现在看那些言语，多么幼稚，那么无忧无虑。我久未谈及理想，与几年前不同，现今的我每每谈及理想，甚或想到理想，都会后脑发冷，羞愧难当。我有理想，但羞于谈及，因为我已经开始努力。而一旦发力，就知道它的难。现在的我，过清贫日子，看花花世界，强迫自己淡定。就在想尽方法排遣困闷之时，看到了那些日志。我笑自己当时的年轻和无所畏惧，却羡慕死过往的日子。那种文字粗糙，幼稚，却清澈，勇敢，我被它闪得无法睁眼。若我是个怀旧的人，就会一篇一篇看完那些小文章，可我不是。我不敢怀旧，怕变得更加软弱。

于是，我不知如何应对那个我，也找不到形容词来概括。我的内心戏多，多到发指。我明白。

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我却觉得我是个水做的男人。

证据就是，洗澡是我最放松的时候，也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候，然而一关闭水龙头，刚刚泉涌的灵感就消散无踪。通常的情况是，洗澡时我会构思一个特别有趣的题材，可以写散文，可以写小说，立意、框架、视角、风格，都清晰可见，情节之有趣，笔法之动人，直教我笑出声来。然而擦干身体之后，思路也断了，就算回想起什么也是干巴巴的了无生趣。所以我才怀疑，自己本是水做成的，只有在水中才能释放精神能量，才能让创意恣意流淌。

至于“我是水做的”这个结论，也是我今天洗澡的时候才想到的。我机械地擦洗身体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多年来洗澡时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明白了自己的元素构成。于是我决定把这个发现以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

我还记得情节主要写主人公一次次洗澡的状况，每次他的心里活动都奇趣古怪。而他的身体也随之发生变化，有时是变得更健美，有时会更灵活，有时举止优雅，有时却做一些无法理解的动作，这当然都是他头脑中飞转的思维所致。主人公会慢慢享受这种状态，洗澡的时间也逐渐变长，起初是正常的20分钟。有一次，主人公突然发现了自己洗澡时的“特异”状态，既欢喜又谨慎，并小心地控制自己洗澡的时间。可是，放纵心灵的感觉对他来说太神奇了，他忘记了控制，于是洗澡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到了另家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最后，主角住到了一个阴森潮湿的地方（可以是下水道、沼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一直泡在水里，不肯离开，他的精神也永远自由了。

洗澡时想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我身心清爽，心里对自己说“多么有趣啊！”。可是现在，我把剧情写到博客上之前，就已经觉得干枯无味了。而且洗澡时间变长这个桥段，跟伊藤润二那个做梦时间的桥段相仿，并不见得有什么创新。所以现在头发湿漉漉的我，心中淡泊得很。这恰好又证明了我的观点：我果然是水做的。

我看杂志不多，而且类型比较集中，视野难免有些窄。不过相应地回忆起来也方便一些。下面列举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专题。

《人物周刊》，2007年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的专题，封面是广美学生塑的王小波裸像，内文请了连岳、王小波的侄子（前水木年华成员）和王小波门下走狗等等人来谈王小波。看了那期之后，我才开始大规模地看王小波的书。对中文系学生来说，看王小波乃是一个必经的阶段，而我这个阶段来得晚些。今年6月底《人物周刊》还做了“环球不高兴”，在报摊儿看到这个海报时候我都笑岔气了。据说有很多人对于《人物周刊》宣传“环球”很不高兴，可以理解，不过我还是愤怒不起来，因为这期内容有看头。有人看过了说，《人物周刊》还是冷静、客观、公允的，我猜他忽略了专题引言的一句话，这句话说：“这个时代，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更重要。”

《新周刊》，专题名好像叫“谁能跑过CPI”，也是好几年前的专题了，里面采访了各行各业的人，来谈他们跑过CPI的方法。主文把事态说地很严重，但整个专题看下来并不绝望，我猜是因为里面举的例子都是一些生存无忧的中产，而跑不过CPI的人并没有表现出来。当然，即便是中产也被物价刺痛了，不知当时有没有想到物价上涨到现在还在持续。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真没什么印象深刻的，最记得的就是一期纪念号吧，但是是几年20周年还是15周年，我不记得了。

《南都周刊》，其实我喜欢《南都周刊》改版之前的样子，物美价廉。当它的单价刚刚升到8块钱时，我很伤心，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又变成10块了。回到正题，这本杂志我最喜欢的专题是两个广州本地的专题，一个讲城中村，一个讲广州黑人，都做得很有质量。关键在于这本广州土生的周刊关注本地的社会现象，我很佩服，在杂志里看到了本地报纸的那种责任感。后来这本杂志越来越像它定位所说的，向高端人群迈进了。毕竟它不是“南都”。

《明日风尚》，人事变动前最后一期是我最喜欢的，文化部分做了马克思。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社会实际，或能引导实践那部分已经不合时宜，但它更高层面的基本精神却具有长远的意义。这基本是一种西马的思考方式。今年4月份伊格尔顿出了《为什么马克思是对的》，里面反驳了反对马克思的10条理由，其中一条就是上面说的这个。对哲学观点的判断可以见仁见智，不过在风尚期刊中看到这种话题，让我感到惊喜。

《新视线》，我买的第一期封面是广场操，以一贯复古的风格介绍广场操的历史。当时我第一次看这本面向“创意青年”的手册，的确被震撼到。习惯了它的风格以后也变得挑剔起来了。今年8月号的专题也很好，讲的是“科学”，封面没有用一贯的拼贴，而是用了一幅版画。专题里讲了特斯拉与爱迪生的战争，纳粹的原子弹试验和搞笑诺贝尔奖等等，是我读得最快乐的一期《新视线》

《城市画报》，这本杂志我主要看艺文志部分，总感觉封面专题没什么内容。不过汶川地震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了它的封面。地震后，全国基本上所有的杂志都在做灾难的专题，但“城画”没有。这使许多读者在杂志的官方博客上叫骂，我猜这本杂志在那段时间一定流失了很多读者。震后第二期，“城画”有动作了，做的是NGO和创意慈善。这两个东西在国内发展艰难，因为政策和社会环境都不健全，所以自发的社会组织很难长久生存，更别说办什么大事。不过这种小众的东西毕竟需要有人推，“城画”就做了推手，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城画”分内的事，它做得不错。

《第一财经周刊》，这本杂志的封面永远都很吸引人，无论是专题的题目和图片，还是列出的次要篇名。我现在仍记得富士康跳楼风波过后，《第一财经周刊》做了一个富士康将工厂大规模搬迁内地的专题，封面上富士康被设计成了”哈尔的移动城堡“，挂着一身电子配件在原野上狂奔。看到这个封面我笑了，因为这个创意太损了，又太贴切了。而这期的内容就中规中矩，很周全，但并没有比其它杂志更出众。

《艺术世界》，看过一期讲“骷髅”的专题，不是封面，但也不短。专题盘点了中西艺术史上的“骷髅”形象，细致又有趣，从古希腊到当代艺术，包揽无余。我还记得里面一幅中国画中的人和青蛙的骷髅，奇趣诡异不输日本。

就先这么多，没列出来的说明我对这本杂志的专题真的没有太多印象，我想这该怪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去看仔细一点。

周沫：
咳咳！
在一起4年了，你应该很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你应该了解我对喜欢吃的东西从来不赞美，但每次都会吃很多；
你应该了解我外表看起来正经，其实内心很风月；
你应该知道我对一般人都很礼貌，但喜欢欺负熟人；
你应该知道我从不轻易表露感情，在情绪激动的时候也不表露感情。
如果你了解我，就会知道下面这句话是真的：
今天是七夕，我爱你。

很早很早以前，东东酝酿着做一期广州商场的专题。在我来到城市版实习的第四周，这个专题就要启动了，我有幸被纳入制作人员名单。但是，这不是个轻而易举的活儿，对我来说，还很棘手。

为什么？我觉得是因为我不逛商场，所以对商场没心得。哪里的商场面向什么人群，它的业态如何，商铺设置如何，我完全没有留意过。而唯一支配我选择商场的就只有就近原则。去天娱和天河城是因为离家近，去北京路是因为离三姨家近。吃穿玩基本离不开这两个区域。而查过资料我才知道，原来广州从前的商场是不成气候的，原来亚运前后广州的商场井喷了，原来广州奢侈品都集中在那些地方，原来有“北商洋店”对本土百货这种情况的。这些，在我以往的头脑中一点概念都没有。

查过资料后，头脑中终于有概念了。于是，我发现原来“不逛商场”这个理由这么弱智。因为“不逛”而产生的一些结果，可以由资料补全，但之后呢？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职务是编辑，自己正在做一本杂志时，才知道我最欠缺的是触觉。记得面试的时候，cici问我这份杂志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我说：“以前我写报纸，只是看到了这件事，于是我去报道。而杂志要策划，要包装，要找角度，这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所以现在还不足以给杂志挑毛病。”今天，东东对我重复了这句话。

在她说这句话之前，我给她看了一些具体的方案，比如，讨论不同商场的人群区分，比如商场谱系探究，比如商场地下空间的探讨。而这些对于杂志来说太正了。不是“正点”的“正”，是“正经”的“正”。由报纸而养成的思维模式，对杂志来说太死板，而就我的思路和触觉来说，则是“钝”，直来直去，没有生气，没有乐趣。大概就是因为我的思维与杂志不搭调，这一个月的行动总是别别扭扭。每当我到一个新地方，我都会试图寻找这里的条条框框，以便适应这个系统，这是我从前在学校、在报社一贯的方式。或许在杂志中，我不该主动寻找这样的东西，而应该在无束缚的环境下泰然处之。是这样吗？我不知道。

渡边淳一教人们“钝感力”的道理，不要太敏感，不让自己烦恼于诸多琐碎事，如此坚定，如林中之象，便拥有一股力。而我，我的确感到了“钝”，来自我自身的“钝”。它一方面顽固不化，几乎油盐不进；另一方面，这种“钝”与新环境相冲突所带给我的不协调感，我也能置之不理。但我确实还没有力，也感觉不到力。“钝感无力”，这是我现在的状态。

新购几本书，端午节中午收到，感谢卓越员工节假日送货。人人买书必有种种缘由，我亦不例外，挑几本随便记两笔。

《镜花缘》。买的是上海古籍06年的图文本，粉色两册。小时候曾经看过《镜花缘》的木偶片，木偶做得白肤细眼，很古典，至今还记得里面的女儿国、君子国和双面国。后来在文学史课程中也了解了一些。真正其念头看，却始于年初台湾学者廖肇亨关于海洋诗学的讲座。廖肇亨的研究扎实，讲到很多海上的奇闻异事，但仅限诗歌。提问环节，就有人提出《镜花缘》这些作品也涉及海洋，为何没有纳入研究。这个问题我刚好也想问，被人抢先，少了一个对话机会，但在这遗憾之外，由廖肇亨挑起的好奇心越来越盛，于是打算买本来看。在那之后，买了几次书，但缓急有别，所以直到6月份这次才轮到它。

《诗艺》。不，不是大家想的那样。写过《诗艺》的作者很多，最有名非贺拉斯莫属，但这本的作者不是贺拉斯，而是同样赫赫有名的博尔赫斯。这两个月看博尔赫斯比较集中。从叙述的方式来看，很像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说实话我对这个名字已经反胃得不得了了，对“多年以后”的文体也尽是负印象，这是被模仿得太烂的缘故。由于过多地模仿，导致马尔克斯本人也变得没那么珍贵了。但博尔赫斯不同，模仿他很难。有他一样的博学，不一定能够像他一样哲思，惯于哲思，又很难有他把学问编成故事的那种巧思。
文学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互文性”，其基本观点是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博尔赫斯的作品就是这个理论的典型案例。由于职业和身体健康的缘故，博尔赫斯一生与书为伍，他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也来自于身边的纸堆，于是在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对历史文本的借用、篡改和延展。
虽然博览群书，并以之为创作根本，但博尔赫斯没有被学问缚住思维，他反而将哲学思辨寓于幻想之中。他在《环形废墟》中思考了自由意志、造物主的问题；他模仿两位神学家进行激烈辩论。而最吸引我的一个情节是一位学者在临刑的一瞬间，在思维中完成了他的剧本。
文化界对博尔赫斯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伍迪艾伦在《曼哈顿》中特意让女主角说出“我有可能采访到博尔赫斯”这句台词；王小波曾坦言受到博尔赫斯的影响；广州有名的博尔赫斯艺术机构更是对这位作家的直接致敬，机构主人陈侗笑称当年起名时的确有种偶像崇拜的情绪在里面。

《驳圣伯夫》。《批评意识》中曾引用圣伯夫的言论，恰好，《批评意识》所在的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中收入了普鲁斯特的《驳圣伯夫》，干脆买来看看。这本书发现得突然，买得也突然，与其他相比比较偶然，不过惊喜也不少，比如，译者是王道乾。

《启蒙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前一阵子，李鳖的专业课正在讨论启蒙辩证法的问题，西马刚好是我们学校老师研究的热点。西马在我们学校有多热？几个主力的老师都有西马的论文和专著，而硕士的毕业论文，西马的数量也比其他领域多。有师兄曾说：老师很多研究西马，所以我写西马的，容易过，也容易指导。其实不仅在华师，即便在整个文化界，西马的文化批评也大行其道，而且越发有千口一辞的趋势。鉴于此，我曾暗下决心，毕业绝不写西马的论文。不过，就西马本身来说，还是很吸引人的，而且也是我知识构成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所以，实际上，阿尔都塞、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人的书我已经买了不少了。

《海蒂性学报告》（男人篇、女人篇）。《海蒂性学报告》名声很大，但我接触得也很晚。关于性学，我曾看过王小波与李银河的同性恋调查报告《他们的世界》，是当年热读王小波的一段插曲，还以其中的某些论点分析了自己。后来对这个领域也没有关注。这学期开了文学与文化这门课，提到了婚姻问题，老师介绍了《海蒂性学报告》，这才有所了解。这本书题为报告，所以是以归纳的方式组织内容，列举大量的案例采访，再分析、总结，和文学理论相比并不难懂，但的确让人大开眼界。

《艺术中的精神》。去年底买了康定斯基的《点线面》，买这本属于阅读惯性。曾看过一篇网文分析中西抽象艺术之分别，文中指出西方抽象艺术于20世纪风行，但其实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老的黄金分割、美在比例等思想是抽象艺术的滥觞，而抽象艺术的追求其实又和写实主义的精确再现有呼应，实质上是艺术家试图另辟蹊径找到表现世界的本质方法。而西方的抽象艺术也可分为两路，一是康定斯基，赋予形状以特定的感性特征，比如“点是一种雄辩的沉默”；二是蒙德里安，从长度、距离、面积、色彩的关系、比例入手，寻找符合人的美感的规律或者公式。与此相比，中国的抽象类似于康定斯基，但实际上还是源于中国画的写意、神似的传统，与西方抽象艺术那种理性思考是不同的。

当我朦朦入睡时，窗外有雨，湿气透过纱窗和厚窗帘，氤氲在房间里，贴服在我的皮肤上。我像睡在鸡蛋里一样，晦暗、湿粘。我的思维也是同样的状态，胶着，看不清，不实在，让我总想抓住些什么。就这样，先是蠕动，然后摇头，到挥手，最后我抓住了手机。透过睫毛，我看到她发来的信息：晚上喝酒吧。

两个小时后，我浏览了书城3楼的书架，去5楼的厕所，踩下抽水马桶的开关，在自动扶梯上甩掉手上的水。之后，我在书城门口见到了她。远远的，她嘴角微翘，头发凌乱，散漫地望着我，我知道这是老朋友之间的眼神。我有我对“老朋友”的看法，“老朋友”不是西哈努克亲王与金正日，而是即便一年音信全无，见面时仍然能用她那种眼神望着你的人。在我记忆中，这种人不超过8个。跟这种人相聚的目的就只是相聚，聊天或不聊，玩乐或不玩乐，都无所谓。于是，我现在也回忆不起来我们见面时会寒暄什么，彼此会打趣什么。

对，我们喝酒了。当时电视上放的是女子9球的比赛，韩国的选手很美。另一块屏幕上是足球，哪跟哪记不得了。想必其中有曼联，因为她说：我在英国那么久，都没看过曼联。要酒的时候，她询问领班能否在这里兼职，待遇如何，有没有酒喝。领班走了以后，我跟她讲了一点点鲍德里亚。如此这般，就跟当时的背景音乐一样，试图挑起人的兴致，却在沉默中飞灰湮灭。而凝固在头脑中的是她的烦恼。

我们一帮子老友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有这么多感情上的烦恼。她告诉我，留学时的师兄想试探她可否作为生活的伴侣，于是她得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可她早就知道，师兄的想法注定落空。她和高中看上的男生年初才好上，那个男生爱打篮球，家境富裕，是女生眼里的红人，偏偏喜欢上了她这个胖姑娘，最近又令她万念俱灰，今天和我这顿酒也是为了这件事。另外，同样是高中同学，一个黑皮细眼的男生，前两天和她喝high了，之后的几天她被对方的热烈追求吓得想躲起来。她的父亲是个军人，深爱古典文化，思想保守谨慎，宁愿她在大公司打工，也不愿意她自立门户把自己搞风尘了。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女儿背着这么多感情官司，心里一定不平静。而她本人，一个原本爱幻想爱玩而且厚脸皮的人，此刻目光失去了焦点，心中更顾不得尊严，她喃喃告诉我：他这两天来广州了，我想见他。

我陪她走到男友楼下。一路上，她不停检讨着过去几个月的生活，有时会说些文绉绉的词语，像电视上的情感戏。我过马路之前告诉她，好马不吃回头草，你一个小时之内要来找我。我对我的要求其实不抱希望，坐在椅子上时，我时刻等着她的打发短信：你先回去吧，我们要谈久一点。没想到她十几分钟就回来了。她说：打了电话，不在家，全家人出去了。我表示理解，但她放心不下：他有没有骗我？他家好像亮着灯。于是她抬着头，脚下慢慢踱着，口中数着楼层。我仿佛看见黑色的巨塔，一片枯叶打着旋从上面飘落下来，落到泥水里，腐烂。最后她说：他没骗我。

走出那片区域，我们看到一班摇滚青年在巨型写字楼的玻璃幕墙下唱郑钧的《赤裸裸》，空的士一辆接着一辆驰过。最后，我看着她疾步跨过斑马线，在马路对面拦了一辆车。这个画面我经历了无数次，主角不同，但那条路总是像冥河一样。到家时我收到了她的信息，她说：谢谢。

你知道吗？这真是太糟糕了。

史老师，一个圆脸长睫毛的女人，学贯中西。我和她在研究生复试时第一次碰面，她当时轻松地对我说：文艺学是等额的。这个善举让我在答题时卸下包袱，纵横捭阖，结果因为写字太多，导致交卷时有一题来不及写。史老师这样体贴善良的举动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到现在为止，我仍未能走进她的课堂。

虽未上过史老师的课，但我已数度听闻她的传奇。她曾对学生说：“你要读过《圣经》才有一点点研究西方文论的资格。”我认为这显示出她对西方文论的尊敬，以及对学术功底的严格要求。但有少数同学的想法跟我不同，他们觉得史老师傲慢，因为她这么说分明是在鄙视那些没读过《圣经》却在攻读西方文论的同学。更有人在她的课堂上当面指出她有些骄傲。我觉得这实在没必要，大学里哪个人没有一点精英意识呢？所谓精英意识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自认为精英，二是认为他人不是精英，两者相辅相成。显然大家都有精英意识，那就应该互相理解。而且史老师说话的语气如此温柔，我除了真诚外，实在体会不出傲慢。

前两个星期，史老师家里有些事情，导致美学专业连续两个星期没有专业课。复课后，史老师觉得两个星期的空闲，肯定让这些懒散的研究生头脑长草了，于是下猛药，请来福柯研究专家于教授做讲座。于教授上世纪曾留学普罗旺斯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做过德里达的门生。学生们在百度百科上看见这几句描述，立刻就为于教授的风采所倾倒，当下决定宁可上午不睡觉也要听听这位专家讲述福柯真实的故事。史老师也很看重这次讲座，一再告诫自己的研究生，这是一次小规模活动，不外宣。但事实证明酒香不怕巷子深，各年级各专业的同学来了差不多有20个，我也有幸参与进来，一睹史老师和于教授的风范。

史老师对于教授的介绍十分简短，但听众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二人的惺惺相惜，接下来就是于教授长达2个多小时的漫谈。有时候我会很担心，一些学者，特别是研究西学的，由于在外语环境下浸淫，往往在需要用中文做流利的表述时，语汇显得捉襟见肘。有时心里要表达一个意思，却死活回忆不起对应的中文，只能用熟悉的外语代替。这种情况经常受到那些不厚道的同学的指摘。所幸，于教授并没有这个问题，他口中说出的法语或拉丁语都意在引用原文，而非出于语言障碍，他在黑板上写的双语板书证明了这一点。史老师也很配合，于教授谈到忘情之时手舞足蹈，史老师就帮忙在黑板上写出相应的重点。期间，于教授提到一本书，问大家有没有读过，同学们刚要点头，史老师连忙说：“他们读过中文版。”我继续点头，坐在旁边的同学却皱眉嘀咕起来：“她这个意思分明说我们读中文版不入流。”另一位同学反驳道：“史老师这么做是护着我们，让教授知道我们连这本书都没读过，多丢脸。”我也觉得前者太过小心眼，史老师不过说了一句大实话，没必要这么恶意揣测。同时，我猜后者的本科可能是读经济的。下面学生正闹小家子气，台上二位老师已经在探讨拉丁文法的规范了。只听史老师说：“拉丁语里这个符号应该小一点放在下面。”于教授回应：“嗯对，不过我这是法文。”然后二人相视一笑。我顿时为我们几个低级的腹诽感到羞赧。

我发自内心的说，于教授讲得确实好。他原本准备的条理清晰内容深奥的福柯讲稿完全没有用到，而是海阔天空给我们讲历史上的哲学家、文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艺术家各自探索世界的努力。他要我们不要拘泥于道德，也不被学术偏见所限，自由地追求世界的真相。这对未有成就先生迂腐的研究生来说真是醒世恒言。最好的例子就是，当他说出这个观点时，我马上想到康德对启蒙的论述，但于教授从头至尾没有提过康德，倒像个炼金术士，旁证博引各领域的偏门学问，柔和在一起却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核心，这种漫游一般的思维引得史老师大呼过瘾。和于教授相比，我们这些一谈启蒙就提康德的人真是被批评史、哲学史禁锢了。最后，于教授向我们推荐了一位作家，他举着一本灰色精装的小书说：“我前两天发现，当当网有博尔豪斯的《探讨别集》，我马上就买了。大家去读读博尔豪斯吧。”多亏了他提醒，不然我几乎忘了大学时跟李鳖谈过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了。

讲座尾声，我急不可耐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也是当天唯一一个问题，这都承蒙于教授散淡的语速和丰富的联想。更荣幸的是，于教授将《探讨别集》中的藏书票送给了我。有人认为我拿了个廉价货，因为浙江文艺的这套博尔赫斯每本里都有藏书票。可我这张上有于教授用法语亲笔签的贺拉斯名言：“敢于求知”，还有一个充满明星气质的大名，谁敢说这枚藏书票廉价呢？想象它的来源吧：于老师，德里达的学生！显然史老师和我有同样的心情，于教授给我留联系方式时，史老师在一旁垂目道：“我也是于老师的粉丝，我曾听过他一个学期的课，讲福柯。”史老师您知不知道，我这来和您的目的一样，也是来听福柯的。我盯着桌上的一瓶矿泉水瓶，那下面压着一叠画满符号和注释的福柯讲稿，一上午都没被动过。

《和莎莫的500天》中有一段情节，讲男女主人公坐在草地上玩一种游戏，游戏规则是两个人交替说出单词“penis”，每说一次一定要比前一次声音大一点。游戏刚开始的时候两人以耳语的音量说出单词，随着声音逐渐增大，最终变成了叫喊，这使路过的行人都一脸惶惑，男女主人公既尴尬又欢乐。这个场景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多见。经常有人在谈论性问题，偶然一句话被旁人听到，听者和说话人都会感到非常尴尬。

在另一些场合情况却不同。比如在医院，病人要向医生坦白自己的性器官的状态，性生活的情况以及其他与性有关的信息。在法庭上，强奸犯和受害者都会当场陈述案发时的细节，细致到动作、持续时间和幅度等等。而在性教育的场合，教师一般会强调：这是很正常的，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然后认真地向学生介绍性行为和性经验。这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性并非是零容忍，相反，人们在谈论性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同样是在公共场所发表有关性的言论，为什么有些时候“性”就成了一个禁忌，而有时“性”却被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话题呢？这是一个规范问题。人为性设计了许多规范，并且规定了性的表达方式。

首先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目前主流道德对于“性”的目的的看法，仍维持在“生殖”上。交媾是为了繁衍，而不涉及繁衍的性行为被视作“不正确”。这也可以比如成，人穿衣服是为了御寒和遮羞，而超出这两种用途的穿衣，比如美丽和炫富，被人视作不必要，极端一点还会被视作不道德。若将道德量化，那么如果一种事物能满足人们最基本需求，其道德含量最高，或者说在道德评价上更加有利，而满足高端需求（比如肉体与精神的娱乐）的事物在道德评价中处于劣势。谈论性若非“必要”，则不道德。事实上即便朋友间拿性开玩笑，他们各自都清楚自己冒着道德的风险。

其次，性自有其特定的话语规范。而这个规范正建立在繁衍的逻辑之上。在私密的环境下，性话题可以在谈话者之间达成约定的基础上随意发挥。但公共场合的规范严格得多人对谈论性的场合，对象，语言，态度等等都做了规定。医生面对病人解释病情一定要用术语，用精确且不带感情色彩的词汇描述事实。法庭上运用“强奸”一词带有负面道德评判，但在这种场合下，强奸在法律上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从而成为了一个法律术语，用于描述一种行为，而非日常生活中带有价值判断的词语。在教育中的情形更是如此，教师会极力避免自己语言中的情色意味。医生的谈话是为了确定病因，纠正不利于生殖的偏差；法庭的审判是在否定不合繁衍规范的性行为；教育则直接全套人如何正确的生殖。这些活动的语言无一不是精确，无判断，无情绪，学术化或专业化的，而这些特点正是公开讨论性的话语规范。在这个规范之中，说话者在道德上是安全的，在交流中是中立的，没有侵略性，而听众则不会感到被冒犯。如果说话时打破了这个规范，听众就会产生不适，这种不适一方面来自人们对性目的的默认看法（也可以说是道德成见），另一方面来自话语规范被打破的不和谐感。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公开发表“性是娱乐”的观点时，有的人会反感。而文章开头的例子也是这样。起初，对话者是在私密的状态，因此性话题的范围是任意的。此时旁人如果听到了只言片语，那么一定是缺乏语境的，这些语句便没办法被纳入任何一种规范当中，因此听者会无所适从，既无法做出道德判断，又因为不合话语规范而受到冒犯，于是尴尬便产生了。如果说话者这时候意识到自己的话泄露出去，也会尴尬，他知道自己对外发表的言论不合规范，即使这是无心之失。

从这种性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整体对规范或体制的执着和依赖。而《和莎莫的500天》中男女主人公的游戏，正是针对规范的恶作剧。

本文系《性经验史》某片段的读书笔记

一个星期的时间很短，我还没有从上一期《新京报》书评周刊的失落中走出来，本周它又给了我一盆冷水。其实我想说，《新京报》的书评周刊自从过年以来就没让我好过过。题目都是浮在面上的，读着一乐，却欠缺思考。本期做的是刘心武续《红楼梦》，这条新闻很热，之所以这么热，据说是出版方炒作的结果。但炒作归炒作，第一个续《红楼梦》的肯定不是刘心武，如果按这个思路走下去，可以找到很多有趣的东西。李死鳖就在相关的报道中提到过一些前人“续红”的历史。可惜的是，《新京报》没有这么做，只是和普通新闻一样，告诉读者“为什么”“怎么做”“什么样”，丝毫没有新意。报纸拿高鹗和刘心武的结局做了两个版的对比，让我很沮丧。

专题之后的千字书评还是有质量的，对其中的书目我多数兴趣不大，但构不成批评的理由。相反，我觉得《新京报》能的书评对大众读者十分友好，类型很全面，而专辟一版谈童书，更是尤其的贴心。人们完全可以在逛书城之前买份报纸，当做导购手册。从这里就能看出《新京报》书评周刊定位在服务普通读者，而非集中在知识阶层。

这个定位对普及阅读非常有帮助。但普及阅读与一个略微深入的专题并不矛盾，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可以原谅书评周刊将“续红楼”的专题做得如此简单。还有一点不满，在C11版的书情中，有一本刘再复的《走向人生深处》。以刘再复在中国当代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这么一本传记，怎么只用了区区几十字介绍？实在应该用它代替王立群的《大风歌（上）》的千字书评。这其实和对专题的抱怨在根本上是一样的：书评周刊不能因大众定位而牺牲了深度。不必要做得像《上海书评》，但也该显出阅读所追求的高度。

与此相比，《南都周刊》的“失望之书”有趣得多。岁末年初，各机构评选的优秀书目纷纷出炉，有不少书成了争相被致敬的大热门。但盛名之下，书明星们是否能够服众呢？这个问题一定要问出来，因为看看各机构的评委名单就知道，评选出一张张书单的评委们，大体上是同一群人，而他们评选出的书自然只代表他们认同的社会潮流，难免会有“过誉”的情况。而这种情况究竟有多严重，看了“失望之书”，你心里就会有数。

其实，南都周刊的编辑在几周前就在微博上透露了这个计划，原本包括“低估的十本书”和“高估的十本书”两部分。而推出时只登出了高估的部分，原因是《时代周报》已经抢先将“低估的十本书”做了。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这个题，起初我针对《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构思了一个选题，不料还没等着手做，《时代周报》已经推出了，思路一模一样。现在看到《南都周刊》也遇到这样的事，不得不感叹《时代周报》心机手快。

回到“失望之书”，南都周刊这个专题很不客气，指名道姓的都是名社畅销书，连总编都在微博上事先帮这个专题向各位老友打招呼，恳请包涵。那么都是些什么书让编辑这么“失望”呢？张大春的《四喜忧国》首当其冲。张大春的才气和笔力毋庸置疑，目前他被舆论誉为“当代最优秀华语小说家”，但书评人认为《四喜忧国》很难与宣传中耸动的口号相符。第二位是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在好书评选中有多牛？在深圳读书月、《南方都市报》、《都市快报》、《新周刊》、《新世纪》周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新浪“十大好书”、凤凰网十大好书、《亚洲周刊》这9个机构的评选中，《重新发现社会》都榜上有名，而这些书单占据了主流书榜的半壁江山。可以说，《重新发现社会》是2010年众望所归的一本好书。不过“失望之书”的书评人指出，这本书“行文罗嗦，材料堆积严重，理论深度止于名人名言”，“此书最大的问题是浅尝辄止，一到关键之处就‘如某某所言’，个人创建太少。”这种评论，让这本书宏大的书名都无处容身了。

此外，“失望之书”还有韩寒《独唱团一辑》、村上春树《1Q84》、张岱《前朝梦忆》、蒋勋《生活十讲》、麦家《风语》等。这些书之所以令人失望，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巨人中的矮子，比如《四喜忧国》；一是矮子中的巨人，比如《公司的力量》。那么这份名单中每一本书各属于那种情况？以我个人的浅见，只要注意广告页的位置就一目了然了。

德江在家乡待了三个月，终于要走了。按照惯例，此时得叫上留守儿童们聚一下。常人看来，德江远渡重洋，飞机上一睡就得十几个小时，送行场面理当凄凄惨惨。但实际上，几个留学生轮番回乡，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我觉得送行饭就跟平时聚会一样，想悲也悲不出。

是日，德江和我先到粉红色钦点的重庆火锅店就坐，而粉红色因为公事繁忙，已经准备好吃剩的了。问题是，头阵的两个男人对重庆火锅没有心得，坐定以后看着呈上来的麻油不知如何是好，就连点个锅底都特意打了个电话向粉红色请教。在等粉红色这段时间内，德江和我边吃边聊，清汤里堆得满满，隔壁的麻辣锅却沸腾得甚为寂寞。德江和我夹起肥牛，小心翼翼地伸进麻辣锅里蘸一下，贴着锅边把肉上的汤水沥干，再“咝咝”地放进嘴里。以这个程序动了几筷子，两个大男人觉得自己这种吃法有些猥琐，索性不再去麻辣锅里蘸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人喝可乐却十分豪迈，等粉红色风尘仆仆赶来的时候，大瓶可乐已经点了两支了。

人齐了，就该聊近况，聊将来，聊八卦了。仔细算算，圈子里的几大人物都是学业将尽，谋求独立的时候了，而粉红色先跨了一步。她原计划攻读项目管理硕士，入学后发现欠缺实践经验，忿然申请延期，打定主意不干出一番事业绝不上学。现在的粉红色在一间外贸公司任职，几个月下来已经驾轻就熟，深受老板仰慕。现在她正发愁怎样还老板以及老板父亲强加给她的人情，以及为公司门口的墙壁添置几幅油画。

德江和粉红色的专业类似，于是外贸的话题聊起来就没完。粉红色要德江留意澳洲的巧克力，有好的可以合伙做代理。德江则请教粉红色进出口的流程。两个人从报关手续交流到代理项目，再聊到国人不健康的消费习惯，这期间我想插话十分困难。直到粉红色谈到将来想搞一些闲散生意，比如开个小店之类的。我马上建议她可以搞一些小收藏，比如买美院毕业生的作品之类的，便宜而且保不准是潜力股。我给他们说尤伦斯夫妇的故事，人家八十年代就开始买中国当代艺术，现在涨到几千万了。对面两个人说：“二十多年啊。”于是我对尤伦斯夫妇的印象有所改观，有人说他们最近撤出中国，是因为炒作周期结束，高价出手。炒归炒，但面对他们20多年的收藏，我不想说他们没有诚意。相比之下我们几个想凭买几幅画赚快钱的更像“炒”，起码“炒”的心态昭然若揭。

饭毕已是9点，三人转战KTV。三个人的房间就像大铁桶里装着三块红炭，热不了几分钟就灭了。我点第一首歌，德江就觉得不对了：“怎么那么悲啊。”然后他点了《十年之后》，我又点了《把悲伤留给自己》，粉红色点过什么我全都不记得了，但气氛从始至终都保持一致。接近尾声，粉红色困得已如玉山将崩，德江提议点一个能一起唱的歌，煽一把情。结果发现，虽然《水手》这首歌我们从小听到大，但“低潮部分”（这是德江的说法）居然没有一个人会唱，最后煽情煽得就像Mr. Bean唱“哈利路亚”一样。

我们于11点散伙，粉红色跌跌撞撞拱进车子内，出发时还不忘跟我们挥挥手。我对德江说：“这里不能掉头，我往前面走一点打车。”他说：“那我跟你去。”走到一半，我说这还要走一会儿，你先上车吧，恰好就来了一部车。我们两个道别，胡乱用巴掌往对方的后背、肩膀上拍，“砰砰”响，仿佛能把什么印在上面一样。

李鳖的本名出自一句大众认知度很高的诗，所以那个名字自然也就比较诗意，当然也有一点点大众。有多大众呢？当然不比“建国”“国庆”“军”这些字眼这么司空见惯，但经常能在书籍和报刊上看到他的名字。

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最为李鳖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南京大学的文学教授，每次在图书馆遇到这位学者的专著，或者在学术期刊上发现他的论文，李鳖都会反复摩挲纸张，颔首微笑，用一种殷切的口吻说：“我的书（or文章）!”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本家兄弟出了成就，他也沾光。还有的情况是某些杂志或网站上，列出一些人的名字，其中有“他”，也能成为一个话题。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于是兄弟们经常能看见他的红颜知己指着一本书，或在微博上转一个网页，甜蜜地宣称在上面看到了李鳖。

有的时候，李鳖真的能碰到自己。有一次，深圳某报评选十大观念，其中一篇文章描写了一个打工者，不但与李鳖同名，而且语气也像，他决心下海之前自言自语道：“我青年才俊，怎能如此蹉跎一生？”李鳖的好友宗甩见到此句很难相信这不是李鳖本人。后来才知道，这是该报供职的某师兄借用李鳖的姓名和行格，杜撰的一个人物。而且，这已经是李鳖第N次以这种方式露面了。

看着李鳖长久以来的高曝光度，好友们一直暗中艳羡。一来羡慕他莫须有的名气，二来羡慕那些巧合能吸引女生的注意。但众人基本上无能为力，只能叹息自己的爹妈起名时没想到这一层，什么“青”啊、“锴”啊、“斌”啊、“远”啊的，这不是靠想象力就能解决的。不过，转机终归是来了。宗甩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李鳖终于名副其实。

李鳖自小喜欢看笔记小说，这在现在看来是个很古雅的爱好了，张大春不是也好这一口吗？一天他举着一本笔记小说（日子长了，回想起来似乎是《酉阳杂俎》），给宗甩看一则故事。说的是某人捞得巨龟一只，抛开取出一人形物件，某人不知何物，将其丢弃。后来听说，此物名叫“鳖宝”，留在身边有聚财之效。

听完这个故事，宗甩灵光乍现，脱口而出：“你是李鳖宝！”从此，李鳖宝这个名字越叫越响。就像一切绰号的发展规律一样，起先还有人追究新名字来历，后来就一概有样学样了。时间一长，还产生了许多变体，比如“李宝鳖”、“李鳖”、“李死鳖”。最后，“李鳖”成了适用范围最广的称呼，只有在圈子里位尊年长的花生，顾及情谊，再加上八卦传到他那儿的速度慢，偶尔叫一声“宝鳖”。而“李死鳖”则是一种挑衅的叫法。

如今，李鳖这个幽默风趣又讲义气的才子，终于名副其实。但那些同名同姓的人照例一个不漏地找上门来。前几天，李鳖的研究生同学（女的）还在微博上转发他的新闻。宗甩给他取的这个名，更多只是给圈中好友过过嘴瘾。更糟的是，原来“李鳖”也有同名，而且还是大牌。台湾“全民大闷锅”模仿李敖，用的就是“李鳖”这个名，而大陆有许多人正是用“李鳖”来称呼这个孤独的大喷子的。

花生晚上一点的时候安排我修改稿件，到现在为止，已经弄完，但是我并不满意。可预见的是，这篇修改过的稿子会有一下这些问题：逻辑依然不够顺、段落间不平衡、展览主题的探讨不够友好。而这三个问题在最大的那个问题面前都不成问题了，最大的问题是：我现在头晕脑胀，实在想不出如何继续改善了。

也许我该睡上满满8个小时，起来洗个澡，吃早餐，看会儿新闻，给女朋友打个电话，然后冲杯咖啡，一边看资料一边构思，等着灵感一点点浮现，再把文章语句和结构精雕细琢一遍。不过，这只是应该，但不可能。

按预定计划，我将在3个半小时之后起床，把家里所有平面上的灰尘擦掉；把窗台上、床上、桌子上、书架上乱堆的书整理一遍，让他们起码呈规矩的立方体；清扫地板，洗拖鞋，擦玻璃。这是晚上11点时我爸跟我约好的。看吧，问题来了，现在我还在写日志。

于是接下来的情况会有三种：第一，我迷迷糊糊醒来，已经中午12点，我爸很生气，我跟他解释晚上又干活到很晚；第二，我在9点钟被我爸的吸尘器声吵醒，匆忙洗漱，一边接受的数落，一边投入劳动，于是想起了张大春那本书《聆听父亲》，由于睡眠不足，头还有点疼；第三，我被闹钟吵醒（当然是自己定时的），洗脸刷牙，投入劳动，我爸很满意，我由于睡眠不足，头有点疼。

为了避免无谓的纠纷和解释，我决定选择第三种情况。此时我感到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并不是劳动的决心带给我的，而是来自选择，我毕竟还有选择的余地。但对于这篇写不顺的稿子，我目前真的没法选择，它弄得我没心思睡觉，也没心思打扫，甚至不愿意把它发出去。但现在唯一的路，就是硬着头皮把稿子发给花生，然后接受他的建议，继续修炼。

在网上看到，锻炼头脑的方法之一是列出自己喜欢的100样事物，于是我尝试了一下。我的体会是，这的确很锻炼头脑。列的时候全凭直觉，也不分类，也不避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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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鸡肉 2、猪排骨 3、西兰花 4、土豆 5、看电影

6、买书 7、听音乐 8、看书 9、看美术展 10、当代艺术

11、咖啡 12、笔记本 13、电脑 14、使命召唤 15、芝士蛋糕

16、薯片 17、漂亮的女人 18、A片 19、佛珠 20、荷氏薄荷糖

21、西方文艺理论 22、西方艺术史 23、看新闻 24、做名人专访 25、各种书评周刊

26、时政新闻类杂志 27、生活时尚杂志 28、艺术杂志 29、高达模型 30、逛书店

31、麦当劳的热朱古力 32、白色帆布鞋 33、帆布袋 34、双肩包 35、相机

36、中南海 37、伏特加 38、啤酒 39、毛衣 40、小说

41、朱天文 42、毛姆 43、印象派油画 44、美学 45、《读书》

46、学校的外卖 47、水煮鱼 48、走路 49、睡觉 50、电暖炉

51、朋友 52、被子 53、砂糖橘 54、书架 55、长大衣

56、素色的衣服 57、罗兰·巴特 58、张大春 59、王小波 60、民主

61、和平 62、自由 63、理性 64、美感 65、崇高

66、苏珊·桑塔格 67、胡适 68、民谣 69、左小祖咒 70、五条人

71、后摇滚 72、Moonlit Sailor 73、摇滚 74、Oasis 75、Radiohead

76、性 77、怀旧 78、贡布里希 79、打网球 80、打乒乓球

81、娄烨 82、邱志杰 83、微博 84、google 85、Gmail

86、google阅读器 87、豆瓣 88、凤凰卫视 89、凤凰网 90、CCTV二套

91、学而优书店 92、联合书店 93、暨大旁边的私人书店 94、面对面聊天 95、写字

96、可口可乐 97、英式英语口音 98、西方古典艺术 99、一部分水墨画 100、文化批评

一个冬日的凌晨，饮水机空了，于是我烧了一壶开水，给自己冲了杯咖啡。有趣的是，装水、等待、熄火、倒水这一套程序下来，我竟有了惬意的感觉。想想小时候，这样的事遍布我的冬日生活。

北方的冬天没有新鲜蔬果，为了应付两三个月的封冻，各家都会积存些食物。

临近入冬，航天学院里经常看见教员职工踩着三轮车，将几十棵大白菜运回家以备过冬。我家也一样。爸妈去市场挑选入冬前最后一批菜，谈好价钱装车拉走。当时住一楼，就在后院挖出一个菜窖，将菜尽数堆进去。再拿出几棵，塞进缸里渍酸菜。如果是住在2、3楼的人家，则在房前屋后的土地上挖个矩形大坑，把菜放进去，再用一层编织袋加一层塑料布把坑口盖严，压上砖石。还有些实在不愿意埋在地里，就索性堆在自家阳台或者楼道里，盖上衣被，也不会腐烂。

西红柿也属于储备物资。妈妈从医院要回十几个打吊针用的药瓶，洗刷数遍，再用滚水煮，最后出落得亮亮晶晶。买来的大量西红柿被切块，一点点塞进瓶子里。装满的瓶子红艳艳的在墙根排成一排，昂首挺胸直似一队仪仗兵。要吃的时候，就用铁丝弯成的钩子一点一点把西红柿抠出来，不厌其烦。

肉倒是不缺，可以随时买。年前，爸爸从市场提回一只笑盈盈的猪头，妈妈赶忙接过来，好让他腾出手拍落身上的雪。晚饭后，妈妈将一根铁钎子在煤气灶上烧红，用它仔细地烫焦猪头上的毛发，包括脸、耳洞以及褶皱都要烫到。我在一旁一边摆弄猪耳朵，一边闻着烤焦肌肤的香味。最后，那头猪就像电影里的特种兵，脸上横竖印着黑色的条纹。煮就简单了，将猪头整只放入蒸锅，浸水煮一个多小时，拿出来后将皮肉剃下。一整只猪头就这样变成了一道道下酒菜，份量足够一家人吃两三天，真是好大的“面子”。妈妈告诉我，这个习俗是从东北带过来的，看到学校里还有几个老师也如法炮制，或恐是同乡。

以上的是我家习惯。街坊邻里除了这些，也有的会存下萝卜、地瓜等等。而我们一群孩子成了这些储备食物的意外消费者。烤地瓜是我们冬天必需的活动。谁来拾柴，谁来挖坑，谁来“打猎”，这些细节一般在放学时就约好了。“打猎”就是去楼道里顺几个别人家的地瓜，一般会挑小的拿——这并非出于道义，而是考虑到大熟透要很久。夜晚，三两个小孩手里攥着几个地瓜，来到一个墙根。此处的土冻得生硬，但还是被挖出一个西瓜大小的坑。几人手忙脚乱生火，把想吃的都丢进去。打打闹闹一会儿，有人提议灭火。于是我们翻出了几个黑乎乎的团块，掰开外焦里嫩，通常焦的比嫩的要多。妈妈说，家里有烤好的地瓜不吃，非要自己去外面烤。这是当然，一起围着火堆打闹，聊天，吃东西，冬天怎么少得了这个节目呢？哪怕生火时被学生干部抓住，被老教工呵斥，烤地瓜也是雷打不动。

旧日的冬天，为了日常吃喝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几乎成了仪式，简陋又繁琐。但这些仪式从来不曾剥夺我的满足感。秀气的妈妈，聪明的爸爸，还有勇敢的伙伴们，我曾以为那会是一生。

今天这档子事，不应该再提了。所以只记下有价值的东西。

业务上，我的确还嫩，没做到严丝合缝，这是一个教训。花生说：“出来混，气场很重要。别人未必比你厉害，所以你采访时要更个性和主动。”我从来都高看别人一眼，以后也会这样；个性和主动我承认自己身上很少，以我现在的觉悟，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有改观的。

感谢花生和屁屁。出事的时候花生一直在罩着，一面澄清，一面安慰我。我知道从大一进风华那天起，我就没站错队。而屁屁，她从不吝鼓励我那一点点成绩，今天又二话没说替我叫屈。二位给了我机会和底气，让我走在路上看见前面还有两个伴，心中安稳。

日后，大家就算相忘于江湖了，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也时刻记得。

花生把新闻链接放到微博上，估计很多同学都看到了。其实刊登的是经过一次大改之后的版本，一稿的时候是趁热打铁，姿态比较高，不适合日报，于是重写了一个轻松的二稿。两个版本差别比较大，未来主义原本是一头大灰狼，一稿谈的比较认真，而二稿里则把大灰狼写成了天真的小白兔，以适应登报的需要。下面贴出来的是比较装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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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未来主义之路”

百年前，意大利的一群激进分子对未来发出嚎叫，继而推动了一场热烈又充满争议的先锋运动。百年之后，对这场运动的回忆和探索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继北京的中国美术馆之后，“未来主义之路”大型回顾展于12月14日来到广州，将向观众全面地展示未来主义运动的面貌。

此次展览曾经于去年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德里亚市举行，是全球纪念未来主义一百周年大规模活动之一，当时活动的组织者即有意向向中国输出这一意大利文化的精彩片段。今年9月份，北京成为纪念活动在意大利境外的首站，而近日展览移师广州，又成为广东美术馆今年来最重要也是最大型的国外引进的展览。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A+B+C/F=FUTURISM”，据策展人萨布丽娜·拉法格罗的解释，主题中的字母分别代表意大利文中的一个意象，A代表“走”，B代表“美丽”，C代表“城市”，F代表“照片”。主题寓意着未来主义在各种艺术和生活领域中的渗透。展览展出作品240余件，作品时间跨越一个世纪，既呈现了未来主义的发展脉络，又体现了此艺术思潮对当代艺术的影响。

宣言爱好者的遗产

谈及未来主义，人们的态度十分复杂。未来主义宣传的“速度”“力量”“革新”这些字眼令人热血沸腾，而它的战斗姿态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激进民族主义，更有人从专业的角度批评未来主义者们只是些“宣言爱好者”，在创作上成绩寥寥。若爱好者在纷乱的意见中无所适从，那么此次展览可以提供详细的参考。

1909年2月20日，诗人马里内蒂在巴黎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在宣言中，马里内蒂歌颂“那些热爱危险、习惯于释放活力与鲁莽处事的行为”，歌颂“手握方向盘的人类”。他声称自己是机械文明的拥护者，旧日的田园风光和典雅做派应当被坚决抛弃。展厅中的一幅广告画很有代表性：一辆长头轿车闪着大灯横冲直撞，鸡鸭在它的轮胎下四散奔逃。未来主义痛恨传统，博物馆、图书馆和各类科学院是未来主义者摧毁的目标，“博物馆——坟墓！”“博物馆——集体宿舍！”“博物馆——杀戮画家和雕塑家的荒谬的屠宰场！”，马里内蒂就以这样的铿锵之声宣誓。一言以蔽之，未来主义是对过去的坚决割裂，而这种割裂充满了战斗精神，这种战斗精神甚至发展到赞美现实中的战争，这也是它日后遭人诟病的最重要原因。

首个宣言发表后，意大利迎来了宣言的狂潮。翁贝托·博乔尼、卡洛·卡拉、弗朗契斯科·巴利拉·普拉泰拉、安东尼奥·圣埃利亚等艺术家是马里内蒂的追随者，他们发表的多份宣言涵盖了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广播、服装设计、摄影甚至饮食。在马里内蒂发表于1930年的《未来主义饮食宣言》中，他对未来主义的饮食方案做了如下规定：消灭面食、取消对饮食的体积和分量的约束、不再使用刀叉、席间禁止开展辩论和谈论政治……正如萨布丽娜·拉法格罗所言，未来主义渗透进了社会各个领域。这种渗透与其说是主张，不如说是预言。

萨布丽娜·拉法格罗将1944年12月2日视为未来主义落幕的日子，马里内蒂在那天去世。“菲利普·托马索·马里内蒂是未来主义的缔造者，他赋予未来主义以灵魂”萨布丽娜·拉法格罗如此评价这位先驱，“他还是第一个真正理解词语和口号力量的人，第一个打破陈旧模式，放眼国外，直至实现全球化的先锋。”她还澄清了未来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关系，并以马里内蒂反对法西斯的具体例子回应一些“错误的指责”。罗一平认为，未来主义的战斗性主要还是在艺术领域，只是时代的巧合使人们将它与战争联系在一起。

在萨布丽娜·拉法格罗和罗一平看来，那些宣言爱好者们的遗产对艺术的功绩远盖过损害。萨布丽娜·拉法格罗认为：“当今的波普艺术、电子音乐、广告、图像艺术、表演艺术、语言和文学无不得益于未来主义及其实验和多元化的语言。对于未来主义，它们无疑都欠下了一大笔认知和启发的债务。”罗一平则认为未来主义是观念艺术的先驱，为了凸显艺术家的观念，创作实绩的缺失是一种必要的割舍。如今，未来主义的观念仍然如幽灵一般存在，本次展览中的当代艺术部分就展示了未来主义对当今艺术的影响。

未来主义与速度中国

谈到与中国的缘分，未来主义似乎乏善可陈。与胞兄弟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或者野兽派等等流派相比，未来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即便早年留洋的林风眠、刘海粟等人也未带回未来主义的一点影子。一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未来主义在西学潮流的裹挟下进入中国，但也只是一部分的思想资源，没有鲜明的形象。在罗一平的经验中，“未来主义之路”展览是未来主义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与中国直接发生关系。但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二者却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

“所有现代主义的艺术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罗一平认为未来主义崇尚速度、变革、斗争，这其中包含了奋力向前的进取理想。罗一平进一步解释道：“与未来主义同时代的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等流派，它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关注的都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境况。唯独未来主义要求摆脱历史负担，一心追求前进。这与中国的‘五四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反传统”在“五四”时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这一思想的带动下，人们才能卸下包袱轻装前行。

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也适用。中国城市的自我更新速度世间罕见，前不久网上还流传着一个6天建成大楼的视频。这种现象简直印证了百年之前未来主义者们的预言，而它引起的混乱也如同百年前的未来主义一样，许多人在这种环境下无所适从。萨布丽娜·拉法格罗认为现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的快节奏和动感与未来主义的精神十分吻合。罗一平则认为坚持理想，不断否定自我的未来主义对当今飞速发展的中国具有启发意义。

本来决定今晚早睡的，但是逛着逛着又到现在了。再收拾收拾，翻翻书，就得4点。明天要去美术馆看未来主义的展览，顺便采访——其实应该反过来说，主要是采访。但我逛展览逛惯了，一不留神魂儿就飞了，只顾着一幅一幅的看画儿，看标牌。就像上次，陈侗搞的那个活动，站在电视前盯着纪录片好久，又在二楼看照片和文献，到最后都没和陈侗搭上话。可以说我还没有职业素养。

另外，采访障碍也是一个问题。王小峰说自己采访总是习惯拖，拿到号码非到最后关头才不情愿地拨出去，人家是名记，我不知道这毛病后面是什么心理。我只知道我有类似的症状，而且原因很清楚，就是不自信。我一个无名小卒，跟策展人、艺术家、作家交谈，心中十分没底。采访中记者与受访者是平等对话，这我清楚，不过清楚是一回事儿，具体讲话就是另一回事儿了。这点花生和屁屁比我强太多了。花生是敢想敢干，当初也嫩，不过很快就闯过来了。屁屁就更不用说，生就的圈内人。而我还处在慌不择言的状态，握着采访提纲嘴里跑火车，这段日子不好过。明天的展览要采访策展人，而且人家是个意大利人，只能迎头上了。

再记点轻松的，继上个星期剪头发之后，今天中午我又把胡子刮了。上周末，发廊人满，洗头位是我辛苦争取来的。大约是一场电影的时间，我出来了。但是父母对我的新发型很不满意，因为它基本上和旧发型一样。我表示不希望我的头像上世纪末的东欧一样，要保持稳定，而且脑后的部分剪掉了许多呢。但我爸一针见血：耳朵都没露出来！我只能沉默应对。

今天中午，我为了这忙碌的一周，决定挂掉养了两个月的胡须。我是国字脸，整个头在短发无须的时候看起来是扁的，如果胡须长一点，可以把整个的轮廓也拉长。这么做的副作用就是显得很颓废，我爸说：你搞艺术也不用留胡子啊！这话我可爱听了，因为我是那种没有艺术天赋却尽可能想靠艺术吃饭的人——要不怎么帮忙写文化新闻呢？他这么斥责我实在是太抬举我了，听得我心花怒放，立刻下决心再留两个月。但是，今天中午，我突然想到了张铁志老师，人家多迷摇滚啊，还一脸清爽呢，我不能在人家面前装蒜啊，所以最后很利索地把胡子刮掉了。

当然，须根还是留了一层，现在习惯性地伸手一捋，空空荡荡的，怅然若失。于是我想到了我两个月来的坚持，每次妈妈要求我刮胡子，我都义正言辞地说道：“你看着不舒服，就让我刮胡子，这是什么道理？”我认为这句话充满了对自由、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充满了民权思想和人文关怀。但现在那句话就像穿堂风一样刮跑了，看着清爽的自己我很不习惯，唯一弥补的办法，就是哪个美丽的姑娘让我扎一扎她的皮肤。

本月4日，晴朗干燥，出门与李鳖玩耍。在北京路联合书店发现今年2月份出版的董桥文集《记得》。

香港牛津出的书，皮面精装，绿色封皮正中纵向贴一条米白色纸带，上书绿色宋体“记得”“董桥”，两行汉字中间有烫金英文书名“Remember to Remember”，书脊则有烫金汉英书名依次竖排。书挺厚，掂在手里很有分量，摆在架上更引人注目。我存书不多，其中自认装帧好看的是国际版《圣经》和董桥的《今朝风日好》，而今又看到这个本子，不由感叹董桥果然是董桥。于我，《记得》绝对堪称“豪装”。

隔着塑封掂量的时候我打定主意要买下，于是将它塞回书架，打算逛完一圈后再来拿——这是我逛书店的习惯。当时考虑董桥散文销量并不火爆，而且这是港版，单价不低，书又有两本，一时半会儿不会卖完。但离开后心里越发没底，到底还是把在手上最踏实，于是早早付账拿书了。出了店门发现，原来价签直接贴在了书背皮面上，“哎呀，烦死了！”，我不禁一边皱眉一边揭下价签，顿时我想到了《搞笑漫画日和》里“贴纸”那一集。

回家慢慢翻，滋润得狠。后来又和“海豚”出的《墨影呈祥》对比了书目，里面大部分文章《记得》都收录了，除了最后四篇，这使我我莫名起了搜集的欲望。但转念一想，许多人讲书缘，买书有时可不就是看个缘分吗？

拿我来说，贝克特选集一套五册，第三册《等待戈多》哪都没货。就在我耐心耗尽狠心买下其余四本后不久，屁屁在一个买旧书的人手中淘到了一整套，悔大矣。相反的例子是，在买《记得》的同一天，我在暨大旁边的小书店发现了《朦胧的七种类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本燕卜荪的名著在大陆仅此一版，我大二时决心要买，一直无法得到，没想到3年后偶遇。

现在网络书店和电子阅读凶猛异常，传统书业备受煎熬，但以买书读书来看，亲身到书店中走走逛逛，往往能找到不少远拖在销量冠军后的“尾巴”，而“凤尾”遍地。不知道读书时期的这个兴趣，今后能持续到什么时候。